自古以来就有控诉家长制和宗法礼教的，但主要是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或者反对只重彩礼的买卖婚姻，或者反对看重门第的政治联姻。比如脍炙人口的《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悲剧，就是歌颂浪漫的爱情而控诉父母的势利。
而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60多年间，“家”及“家族（宗族）”成了主流文化讨伐的对象。其诉求，起初是打破旧礼教的枷锁，追求个性解放；进而延伸到整个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
文化上，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和戏剧。小说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三弟觉慧是高公馆中“最清新的因素，他对于未来充满着希望，深信青春终归属于自己”，最终离家出走去追梦。据说他“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巴金“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戏剧以曹禺为代表。他的成名作《雷雨》，以狂飙恣肆的方式，发泄了新青年们被旧伦理抑压的愤懑；曹禺1940年的话剧《北京人》则意在对封建家庭文化传统作清算，寻找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资料图：话剧《雷雨》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封建”一词在现代中国语汇中是完全被扭曲的半舶来品，其内涵并无汉语原初的封疆裂土建制立国之义，而是套用了从苏俄转口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之说。秦始皇吞灭六国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中国就是“家天下”：普天之下的土地与子女玉帛都是皇家一姓的；然后臣民又各有自己的小家庭或曰从属于皇权的无数个“家天下”。
政治上，毛泽东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就提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反对“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1949年中共建政，反对神权（所谓“封建迷信”）自不在话下；反对夫权，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虽然有些做过了头，机械地让男女干一样的活违背了性别分工的自然规律，总体上还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的；而对“族权”的摧毁，则激进到不仅毁宗族祠堂、砸家庙，而且一度要人们吃集体食堂，即连一家一户的锅灶都端了。
从1958年搞“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起，到“文革”，可谓步步倒退：不仅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奴役人的肉体；也用“破四旧”摧残传统文化，奴役人们的精神。那时，家庭关系与亲情也成了革命的对象，非常流行两首歌。一首叫《唱支山歌给党听》；另一首是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之后，唱响全国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以上主要说的是我年轻时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且说11月8日，我们一行10余人到漳州，第一个参观点是漳州市博物馆。首先入眼的是“漳（州）台（湾）族谱对接成果陈列”。有漳州人迁移台湾的历史路线图与家族分布图，还有一些台湾大族姓氏与漳州同根同源的族谱脉络|及同宗联谊活动展示。
（资料图：漳州市博物馆里展示的闽南民居。对联为“上山下海靠自己-打虎捉贼亲兄弟”；横批“漳台一家”显然不是日常所用。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两方的大佬有不少祖籍就是漳州，如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连战、王金平、萧万长等。而吕秀莲曾到漳州寻根祭祖，在南靖县有吕家族谱上留言：“吕祖万古流芳 我族日月增光 台湾桃园县县长吕秀莲敬题”。
出展厅回首观望才发现大门边墙上挂有三块语录牌。一块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话：“由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中国人才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应妥加运用。”他讲这番话没有什么新奇的。
一块是周恩来的，1975年初，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与家乡淮安的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一个爱国的人，没有一个不爱家的。爱家是爱国的起点，了解家谱、乡情，是懂得国家的开始。只有了解了乡情，懂得了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祖国。”
“爱家是爱国的起点”，这话说得多好，多么符合普遍的人性！那些天我们正在议论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为什么要辞职。他自己说是要回西雅图与家人团聚。这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才这样讲，重视家庭价值其实是美国选民对政客的期许。而周恩来应该非常重视家庭与家族的价值，他是靠伯父与堂伯父帮助才受到了较好的教育。1975年初虽仍属“文革”后期，反传统已不那么狂热，他在小范围内对家乡人讲这样的话很是自然。
第三块是毛主席语录：“收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提供宝贵资料。祖宗都不敬，谈何爱国。”
（资料图：漳州市博物馆里展示的毛泽东语录；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吗？打过“语录仗”的我们这一代，都晓得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互相尖锐对立的观点，可以各取所需选择“最高指示”来反驳对方。他可以刚讲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随着就抓“右派”。这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逻辑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因为是给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你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敌我矛盾了，应该镇压！问题只在于认定谁是敌人谁是人民不需要法定程序。
毛主席语录前一句说族谱可以当研究资料，这话很正常：“文革”高潮时，毛主席曾很轻蔑地说可以不打倒某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养着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有多少乌龟壳（指殷商甲骨文）。而后一句“祖宗都不敬，谈何爱国”，很不像毛的口吻。
他是什么时候讲的呢？那块语录牌说是“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谈到研究历史问题时的讲话”。查中共党史上有名的这次“成都会议”，在1958年3月8日召开，主要是通过1958年的规划，继续批评“反冒进”，会议通过了37个文件，为大跃进和建立人民公社准备了政治条件。——但是，我相信漳州博物馆的同志必有所本，他们也没有胆量伪造一段毛主席语录。
说到1958年，我就想起，那一年建立人民公社后，归拢和平整土地，生产队划定公共坟地，我祖父的棺材被挖出迁走；想起我秋季上小学，校舍就是原万家祠堂，随后这祠堂也被扒了，我们搬到富裕中农姚家的大屋里上课。
1995年我南下广州成了“捞仔”（改革开放早期广东人对外来者的蔑称），发现岭南沿海与我们“北佬”地区最大的不同——此地传统民俗遗存甚多：比如，对重阳等旧节就很当回事；把一年一度的合族祭祖当作很重大的事项，外出者也要尽可能返乡参加；而宗族祠堂（家庙）居然都还存在，不仅像梅县叶剑英元帅这种大人物的祖庙尚存，一般族姓的祠堂也没有被摧毁。
这次漳州行，在市区因为时间紧促，没有看成林氏家庙（又叫“比干庙”，林氏以比干为始祖）；看得最壮观最典型的祠堂是南靖县塔下村的“张氏家庙”（又名“德远堂”），此处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庙依山临水单独建在一块平地上，我特别欣赏它的地理环境之美和屋脊上的漳州瓷雕——即所谓“交趾瓷”，其制法源头不在越南在漳州，花鸟禽兽模样的瓷雕系剪拼而成，历千百年而鲜艳如初——整个结构和风格很有闽南建筑特点。
（资料图：南靖县塔下村张氏家庙，又名“德远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氏家庙门前有客家围屋惯有的半月形水池，还矗立着24根高大的石龙旗杆。多是清代张姓后人有功名者光宗耀祖立的；也有为百岁老人立的，有福有寿者家必有孝道值得彰显；还有几根是在海外成为侨领了回祖籍来立的，可为族人励志吧。据说，在台的张氏后人也依样建了一座“德远堂”。
漳州南靖县土楼有1500多座，其中田螺坑、河坑两地的土楼群，怀远楼、和贵楼，这“两群两楼”共20座土楼，于2008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土楼都是聚族而居，或一姓独建，或多姓共建。以“东歪西斜700年”为特征的“裕昌楼”，就是刘、罗、张、唐、范五姓人家合股而建。这些土楼都建有类似今天高档社区会所的公共场所，也当然有家庙和神堂。
合族而居，在农业社会本来再正常不过。文明社会都是经过部落时代进化而来。《诗经》里有不少是部族史诗，如《大雅·公刘》上承《大雅·生民》，下接《大雅·緜》，构成了周人（姬姓）史诗的一个系列。《公刘》篇就是讲姬姓始祖由邰迁豳（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一带）开疆创业的，而《緜》则写古公亶父自豳迁居岐下（今陕西岐县），以及文王如何继承遗绪，发展了姬周的基业。
从《水浒传》宋江家的庄园和祝家庄，我们可以了解大户的生存状况，包括依附其家族的杂姓庄客的活法。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展现了民国关中平原的家族自治情境（包括小户杂姓在这个社区生存的情形）。如果一定要用“封建”这个词，秦汉以来，中华大地的民间社会，就是这种没有朝廷分封而宗族自建的星罗棋布的“土围子”。所以，“解放前”从事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说在中国：“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重，人人皆知。”
作为客家人聚居的土楼，传达的最明确的信息是，它不但是本族人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更是平民家族的防御性工事，不是城堡就是雕堡。土楼都是了望台和了望孔，还有箭道或枪眼，从外面看孔管很小，里面是漏斗型的宽底部，齐眉高，各个方向都有，便于实战。一个家族要生存，不仅要防野兽袭击，更要防山贼、海盗、流寇、溃兵，甚至可能要防别的宗族的攻击。
而就积极的方面讲，可以办私塾供合族孩子上学，创义田救济本族孤寡，乃至开枝散叶后建立同宗同族人的联系互相提携。这也是修族谱、建宗祠、办祭祖等活动的意义所在。
这次我们在长泰县连氏大酒店住了一晚上。它是福建连氏宗亲会会长、长泰漂流公司董事长连文成投资兴建。连文成和这个公司，不仅把漳州把福建的连氏后裔与台湾连氏宗亲联谊，而且联络到大陆各地的连氏宗亲，在湖北广水建了一座“连舜宾处士陵园”（因为闽南连氏祖先曾在湖北该地为令，其子连舜宾至仁至义深得当地人敬重，北宋文豪欧阳修的文集中有为之作颂的《连处士墓表》），由连战夫妇领衔，两岸连氏族人在此祭祖。这未尝不是一件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的盛事。
连文成先生还在他的公司和酒店里办了一个“海峡两岸将军连缘书画院”，办了几届“海峡两岸将军连缘文化节”，迟浩田将军和马英九、吴伯雄等人都为之题词捧场。这就不止于连氏宗亲联谊了。
由此，我忽然想到，沿海一带之所以与内地不同，历文革最疯狂的年代，祖坟没有被挖、宗族祠堂犹在，并不是我原先所认为那样——天高皇帝远，历次政治运动和“破四旧”之类暴行被消极抵制的结果。而是对台胞及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需要。即使“文革”最烈时，浙江奉化蒋氏祖坟和故居不是也没有被毁掉吗？那年头，如果没有上头的严令，即使本地红卫兵不动手，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也会南下毁掉宗祠之类的“污泥浊水”！
毛泽东对萧统的《文选》烂熟于胸。他对其中梁朝文臣丘迟劝投降北魏的将军、故人陈伯之反正归来的书信《与陈伯之书》，曾表示激赏。我们读这种书信一般只欣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等词句文辞之精美，而毛泽东看到的是“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祖坟上的）松柏不剪，亲戚安居，（将军旧府的）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的统战策略。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海外关系”虽有通敌嫌疑，但海外华人对国内亲人物资上的支持，是帮助大陆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等难关的重要财源之一。
大陆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从沿海开始，除了交通运输便利，更重要的是当时沿海居民有海外关系，对外部世界了解较内地人多，也因多海外宗亲而招商引资有血缘与文化纽带，拉近了心理距离。在珠三角，起初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产业，主要靠境外宗亲的投资；在长三角，乡镇企业发展衰落后，个私经济大发展，很多人把店子开到欧美，靠的就是亲友带亲友滚雪球。现在，福建沿海建立“海峡西岸经济建设特区”，不也是要发挥两岸的宗亲血缘与文化优势吗？
这样看来，家，家族，宗族，它（们）的作用与功能是两面的：对于个人而言，你要融入一个共同体，就必须接受其规训，这样肯定有束缚个性的一面；同时，它（们）又有提供保护和互助的一面。这就是家族功能的一体两面，利弊相生，应该说利大于弊。在一个法治尚未建立，教育、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的社会，尤其是这样。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家庭与家族何尝不是中国人的宗教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一种人生责任；光宗耀祖，至少不让父母丢脸，也是一种激励后代向上的人生动力。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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